|
坦诚的为人 纯真的学者 ——刘耀国同志的印象记 刘耀国这个名字，开始我是在《秘书》杂志上看到的。那是80年代中期，他是《秘书》杂志的副主编，我是一名秘书人员。因为从业多年，积累了一些心得和感受，就写了一些稿件，投向《秘书》杂志，又经常被刊用，所以知道刘耀国这个人了。不过，我并不了解他的学问与其他情况。后来，我们多次在一起开会，当面交谈，又有了交往，渐渐地认识他了、熟悉他了。刘耀国同志不仅是个秘书学者，而且在秘书界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关于他的学术成果和价值，重庆工商大学邱惠德教授著的《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中已经写了，在秘书界也有口皆碑，不再重述。我想就他学术以外的感人事迹记录二三。 举才无私 刘耀国在任《秘书》杂志副主编期间，接触面广，常与各个层面的人士打交道，再加之通过组稿、采访、审稿、编审等工作，比较容易地发现人才。他对于这些人才，不管他们在天南地北，也不论是生疏熟悉，更不问他们的身份地位，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采取鼓励、支持、帮助、推荐的办法，或宣传报道其事迹，或推选参加评奖，让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绥化地区有个李萌臣通知，在平凡的秘书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尽心服务，干了几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止。同他一道工作的人，都提升了，他也多次失去提升的机会，但他从不“横向”比较，心甘情愿当好“服务员”。刘耀国从不认识他，当发现这个事迹后深受感动，倾注了很多的热情，写了《卓尔不群的“兵头将尾”》的报道文章，讴歌他的模范事迹，宣传报道他的奉献精神，向广大秘书工作者推荐，可供学习的典型。我虽向《秘书》杂志投些稿件，都是邮寄，从未打过电话，也不知秘书杂志社的门朝向东西南北。1988年在《秘书》杂志第1期上刊登了我的《改革秘书工作的思考》一篇文章。1989年春天，突然接到武汉市的一封来信，说我这篇文章荣获中国“首届秘书杯”二等奖，请我去武汉参加颁奖大会(后延期至10月份召开)。当时我感到很惊异，因为我不知道有中国秘书论著评奖的活动，也没有向什么单位或组织申报过，对秘书学术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此事有些蹊跷。但邀请书是真的，有时间、报到地点，而且什么费用都不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活动是由10多个秘书学术组织、杂志社和高校等单位发起的，在湖北十堰市开的评委会，刘耀国是评委之一，代表《秘书》杂志选送了我这篇文章。在武汉会上，我认识了李欣、王千弓、常崇宜等老一辈秘书学家，也认识了方国雄、董继超、杨剑宇等中青年的专家、学者，才知道秘书界还有这块“天地”。特别是常崇宜教授挤出时间与我交谈，并建立了联系，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使我走上了秘书学研究的道理，改变了我后半辈子的事业导向。但是，追根求源，这件事还是感谢与我素不相识、从无瓜葛的刘耀国同志，是他在背后推选了我那篇文章。否则，我没有平台，也许今天不可能成为秘书学的研究者。 淡泊名利 如果说甘当无名英雄，我想刘耀国同志是名符其实的一个。我同他在交往过程中，发现他对名利看得很淡泊，不谈去追求了，就连自己应得的都不要，甚至让给别人。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不肯上主席台。有几次会议，主持人请他到主席台就座，他都不肯上去，说随便坐在哪里都一样，一般都坐在后排。有时主持人请几次，不得已上台应付一下，以后又下来了。拍照相时，都在后排、旁边，不是抢镜头，而是让镜头。二是不愿接受荣誉。那年在郑州召开秘书名人评委会，这个活动是三、四十个单位发起来的。他对此事显得很低调，不愿接受这种荣誉称号。并一再表示，评委不应参加评选，我是评委，评别人可以，自己不能当选为“秘书名人”。后经大家一致推选他，仍三番五次谦让。三是不参加秘书论著评奖活动。刘耀国的秘书论著颇多，自己又多次担任评委。别人的作品评过多少，唯独他自己的作品不申报参评。2006年6月，他到重庆参加全国第六届秘书论著评委会议，他带了两本最新出版的《民用文书写作》赠送友人，却没有申报参评。结果评委们看到该书的内容很好，属于应用文写作的“缺门”，大家公推这本书参评，获得一等奖。他对此事看得很淡，说：“我的书评不评无所谓，把名额让给青年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末期，我国秘书学史的研究，董继超先生有自觉的开创之功，但真正在学科史研究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当首推刘耀国。他发表了很多系列论文于多家刊物，还提出“四分法“的见解。但是他对开创之功，宁可让给别人，从未显露自己。这也看出他的文德和文品。 勤奋好学 古今中外，凡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成就的人，无不勤奋好学，努力读书，嗜书如命。刘耀国同志也不例外，他并不是天生的秘书学家，也不是毕业于秘书学院，之所以成为秘书学科的专家、学者，完全是靠秘书工作和主编秘书杂志的实践，以及平时的勤奋好学，积累而成。初见刘耀国的人，跃入你的眼帘的是“身边不离一本书“，给你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文人、读书人。我同他一起参加过多次会，总觉得他很忙，忙什么呢?原来是利用会后的休息时间看书做笔记，连会议安排的参观活动，他都打折扣，一个人留在房间摘抄书的要点或写笔记。2006年他在重庆开了3天会，利用会后时间，翻阅《中华秘书全书》，摘抄了1万多字的笔记，因为该书刚刚出版，尚未投向市场，所以，他有机会先睹全书的主要内容。 更使人难以忘怀的，他每次外出开会，总是背着沉甸甸的旅行包，后来又改了旅行拉杆箱，上下火车时，背着或拉着，感到很吃力。我开始以为里面装着衣物或其他什么贵重物品，一次偶尔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物品，怎么这么重?”他笑笑说：“是好东西，打开给你看看!”说着把箱子打开，我一看，哇!全是书，满满的，有一二十本，怪道沉重。我问他哪来的书，他说，有文友送的，有书店买的。所以他来时的背包或箱子是轻的，回去时重的。由此可见，他爱书、读书，勤奋好学的一斑了。 现在刘耀国同志虽然退休了，但刻苦学习、辛勤笔耕的劲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松懈。他那“拼命三郎”的学习精神也没有减退。为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减少琐事干扰，特地借用一个单位的写字间，每天按时到那里看书或写作。学到老、写到老、干到老的这句格言在他身上完全兑现了。 求真务实 邱惠德教授说他是一个“严谨、深刻、求是、创新”的人，起初我对此不以为然，可能是一般的套话、应酬之词。但经过同他多次接触以后，在相互交谈、沟通中外，有时开会住在一起，同路而行，他的言行常常打动我，这才觉得邱教授的话并非虚言。特别表现在学术研究上，他的态度很认真，实事求是;对待人和事，材料真实，语言朴实，尊重事实，评论都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比如，他认为李欣不仅是开当代中国秘书科学研究的第一人，而且其学术成就、学术思想也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但对其著作中一些重要基础知识的介绍、对发展中新的研究成果的概括又显得不足，有待于充实和深化。他认为侯磊在秘书信息工作方面的贡献及理论的建树，是首屈一指的，曾对当代中国秘坛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也指出其研究起步不久，还有若干方面有待深化和完善。这种对人及其学术成果的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其主流方面，又指出其缺点和不足，正是做学问的态度，也是辩证唯物的科学态度。 刘耀国对待秘书学理论的研究，往往直言无讳，有好说好，有差道差，评事不评人，不“看人兑汤”，也不怕得罪人。他有一位在高校当教授的文友，平时常交往，关系不错。有几次在某杂志上看见这位文友连续发表什么“滑坡”、“爬坡”、“范式”等文章，他觉得这些文章与我国秘书学科发展的情况不符，甚至扭曲了事实，颠倒了是非。当时，他认为这样默认下去，可能误导秘书学科的研究方向。如果写出反对的文章，又怕与这位朋友伤了和气。但是，他考虑再三，还是从秘书理论研究正确的导向出发，连续写了4篇质疑的文章，也在某杂志上发表，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开展了学术上的争论。他说：“友情归友情，但事实要尊重、真理要坚持，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才能维护真正的友谊，那才是真正的感情”。 坦诚待人 我和耀国同志已认识多年，且有交往，在学术上，他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可以说是学术知己了。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发现我观点上的错误，及时批评，不顾情面。我觉得交朋友就应该这样，朋友有不对不妥之处，就应该指出，这才是赤诚相待。所以，他批评正确的，我都能接受并改正。如果他说的不完全正确，或者过分偏激，我也能向他说明理由。这样，不仅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且增进双方的感情。 我有一个缺点，凡是重要一点的文章，常多打印几份，分投几家杂志刊物。当时有想法，一般的单位只能订阅一种秘书刊物，很少订上几种的(除图书馆)。若能多用几家杂志，宣传的面大了，看的人多了，可以扩大影响。但是，这正是违背了杂志社反对一稿多投的规定。耀国同志发现后，开始在电话是提出，要我注意。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开会见面时，他对我进行严肃批评，说 ：“这个问题如不改正，你的稿件再好我也不用，还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同时指出，你现在在秘书界小有名气，应该注意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他批评的那么严重深刻，确实提醒了我，使我有所省语，有所震撼。从此，我写文章不再一稿多投了。 通过这件事，联系到平时的交谈、沟通，我反思耀国同志的为人，确是很坦诚的，表里如一，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诚实待人。假使放在有心眼的人，何以当面批评你的缺点，伤了朋友的和气。正因为他能如此坦诚，所以我们就更加接近、更加亲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