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孩子在服药？
药物果然奏效，它改变了孩子的行为，这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地方。
把这些药物当做行为矫正器，如今已到了外界难以想像的地步。 崔特才八岁，在我的办公室中他很开心。当我模仿卡通达菲鸭（Daffy Duck）的声音说话，并且摇动我头上戴的达菲鸭的布偶时，他咯咯的笑个不停。但是他的父母亲告诉我，假如没有顺他的意，或是有些意外的事情发生时，他就会大发脾气，在地上打滚哭闹。「他会失控暴怒，」他母亲说：「他会尖叫、摔东西、大哭大喊，但是五分钟以后，他又笑了。」在我说任何话之前，他母亲又说：「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我想他得的是快速循环型（rapid cycling）躁郁症。」 哼呣，我一本正经的点点头。 仔细检查彻底评估之后，崔特显然没有躁郁症，不管是不是快速循环型的，他只是情绪波动，事情没有顺他的意就生气。这在八岁的儿童行为中还算正常，但是他的父母亲对导正这种行为似乎很无助，或是说，对他的情绪爆发不能做出恰当的反应。我开始想，我要如何婉转地跟这位妈妈说这个坏消息：她的孩子不需要吃药。崔特的问题不在崔特身上，而在他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制定并贯彻执行限制和后果。 我在第一章中有提到，在孩子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教他们傅刚的準则：公平的玩／不可以打人／东西要放回原位／自己弄髒自己清／当你弄痛别人时要说对不起。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八五这三十年间，父母亲可以信赖幼儿园的课堂会把这些规则教给孩子；在那个时代，即使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通常还是可以放心他的孩子是知道并且接受这些準则的。但是好景不常，在今日任何一所美国的幼儿园，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教双母音（diphthong）而不是尊重、礼貌和得宜的举止。 今天的父母必须在家中特意地教孩子傅刚的规则，以及所有跟这些规则有关的东西，但是很多父母没有这样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需要这样做，他们自己的父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需要教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呢？第二，今日的父母对板下面孔、执行权威感到不舒服，至少比他们父母那一代更不自在。 我现在常常碰到像崔特妈妈这样的父母，他们怀疑孩子的坏行为是不是有快速循环型躁郁症或是其他神经精神病学上的原因。我跟父母解释，对一名八岁的孩子来说，大哭半个小时后破涕为笑是正常的，有时候才哭五分钟就会笑了。这个不叫快速循环型躁郁症，这叫八岁的孩子。我一再的跟父母亲说：做父母的责任是教导孩子自制力（self-control），要解释什么行为是不被接受的，设下界限，然后落实后果。 二十年前，这是普通知识，现在不再是了，至少在美国不再是了。 直到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很少看到任何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被诊断为躁郁症，但是到二○○三年时，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从一九九四年到二○○三年，美国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为躁郁症的增加了四十倍。换句话说，在一九九四年每诊断出一个躁郁症的孩子，到二○○三年时就有四十个，而大部分的新病人不到十五岁！ 一九九○年代初期之前，不论在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很少有儿童躁郁症的诊断；一九九四年之前，大部分的专家都同意躁郁症的症状是忧郁与狂躁轮替发生：一个人在狂躁症的时候是极端兴奋、精力充沛的，可以整天不睡觉，维持好几天或好几个星期；忧郁症则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 九○年代中期开始，一组研究者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毕德曼（Joseph Biederman）医生的领导下，开始发表一序列的论文，声称儿童躁郁症是不同的。他们认为儿童躁郁症是快速循环的，狂躁与忧郁只维持几分钟，而不是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他们认为儿童的狂躁症跟大人的不同，狂躁症的儿童不见得异常兴奋或充满活力，孩子们只是易怒（irritable）。 毕德曼所描绘的儿童跟大人的躁郁症有这么大的不同，你可能会问：毕德曼说的真的是躁郁症吗？毕德曼坚持是，而且认为应该用同样强的抗精神病药，如理斯必妥（Risperdal）和思乐康（Seroquel）来治疗儿童（这些原是大人用的药）。拓展训练 这实在很令人起疑，心理治疗师瑞其欧（Dominic Riccio）认为毕德曼的团队「因为一个孩子有情绪波动而将之诊断为躁郁症，假如一个孩子从快乐到悲伤，是冲动性的爆发，这是躁郁症的特徵，但是孩子会有情绪波动，把这个当作精神疾病，是严重的瑕疵。」精神科医师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二○○二年时，在青少年精神科做研究员，当时正是毕德曼在大力宣扬儿童躁郁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大堆儿童被贴上躁郁症的标籤，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做评估时，发现有很多孩子根本不是躁郁症。许多临床医生发现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大脑方面的疾病，比告诉家长这个孩子欠管教来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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